祝家麟：原市地矿局205地质队职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退休）

196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本应在1966年毕业的我，在疾风暴雨中的北大又等了一年半，才盼来1967年秋的毕业分配，在“四个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的分配原则下，我和我的一位同学庆幸还能一同分配到成都地质学院当老师，这将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个大学吗？

1968年春节后我和我的同学去成都地质学院报到，数学教研室的一位老师陪同我们由教学区到家属区安顿住宿，过桥时正好遇到一位老婆婆投河自尽，我毫不犹豫丢下行李，跳入湍急的河渠，在两位学生的帮助下，把老婆婆救上岸，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我来说也算是上了进入社会的第一课。我笃信“但行善事，莫问前程，福虽未至，祸已远行。”同期来数学教研室报到的还有复旦大学数学系的三位毕业生，那时大学停办，也没有课上，我们就逍遥自在地度过了半年，后来住校军宣队把我暂调到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工作，去完成地质学院66、67、68年三届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几个月后地质部军代表下令，当年分配到地质部所属高校的师资一律下放基层劳动锻炼。于是我和我的同学在1968年年底赴四川省地质局205地质队报到。

地矿回忆录

当年，由重庆要乘十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地质队的临时驻地万源县罗文坝，中途在达县转车还住了一晚。在报到时要填一个“人事登记表”，需填写“工种”这个栏目，我和同班同学在北大学的是数学专业微分几何方向，还真不知道在地质队能干什么，就问能给我们安排什么工作。负责人说，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劳动的，就填“勤杂工”吧！我们无言以对，想想勤杂工每月可得到45斤粮食定量，相对于一般居民每月28斤的粮食定量，也算是“赚了”，也就没有争辩什么。那时地质队几百号人集中在一起，饭总是要吃的，粮食、燃料都要用卡车拉来。于是卸米、卸煤就是勤杂工的活儿。还有倒腾库房、打扫清洁也是勤杂工要干的。后来我被安排在厨房帮厨，厨房其实就是一个几面透风的大工棚，我的工作是淘米洗菜，洗涮碗盘，冬季从山里溪流抽上来的水凌厉刺骨，干这个活儿要有些毅力。

我和同期分配来的四个男生一起住在老乡彭大爷的小阁楼上，要由安放在厨房里的一个木楼梯爬上去。坐在自己的行军床上，手就可摸着屋顶的瓦片，只有走到阁楼的中间，才能伸直腰杆，真正体会到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的窘况。更难受的是，彭大爷家清晨烧柴火做饭的滚滚浓烟直上阁楼催人起床，我们自嘲为受太上老君八卦炉的考验，烟熏火燎的肉身不会腐烂。那段时间白天劳动，晚上清闲，四个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乐趣。打扑克，钉了一个厚厚的本子来记录战果，一起侃大山，精神会餐。很多时候还是各自看书学习，真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感觉。幸亏我带了一本英文的《毛选》，既学习毛主席的话，又学英语，一举两得。十年后参加出国留学考试，有北大给我的基础和这段持续的学习积累，我临时复习几天就上阵参试，一举考中。

干了一年勤杂工后，地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正式开赴城口县，在大巴山恢复野外工作。幸亏北大学计算数学课教会我们使用手摇机械计算机，我和北大同学被分配到测量队，身份从勤杂工升格为测量工，攀山越岭成了我们日常的工作。在地质队，最艰苦的工作是在没路的环境下攀登高峰，还要风餐露宿。大地三角网测量的觇标必须设在视线通透的山顶，有时要走几天才能登上预定设置或者已经有了觇标的山峰。尽管累得不行，望着还那么遥远的山顶，只有咬紧牙关低下头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爬。在我以后的工作中，每当遇到难处，或者感到困倦的时候，一想起在地质队爬山的情景，就会得到一股继续钻研、努力攀登的力气。我们虽不懂测量，幸亏在北大学的微分几何，找了几本大地测量学、球面三角学的书自学，很快就能明白要领，参与大地三角网测量数据的平差计算。如果我继续留在地质队工作，我相信会当一名合格的测量工程师。当有工人师傅问我在北大学的黎曼几何是什么东西时，我尽可能通俗地讲，在黎曼几何中，三角形的内角和都大于180度，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是曲线，叫测地线，还没等我把话讲完，这位师傅就说：“怪不得有人说大学里读哪些书，越学越蠢，看来你这个大学是白上了。”这一番议论让我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在北大学数学倒霉。

一年多在测量队的野外生活，让我见识了山川的秀美，也看到了山区的贫穷，我看见过衣不蔽体的山民，体验过睡在草垫上被蚊叮虱咬的滋味。十年后我到巴黎第六大学留学，住在离塞纳河不远的地方。看着那车水马龙的繁华和在夕阳下轻轻流淌泛着金光的塞纳河水，我的思绪竟然会把我拉回到大巴山去，仿佛能闻到大巴山清新的空气和山花的芬芳。感谢大巴山使我有所牵挂，那是值得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在地质队的第三年，我和北大同学两人同时被选中到队部当秘书，在城口县庙坝镇过上了“机关生活”。那时地质队机关是在位于半山上的简易房屋办公。我住在山坡顶上的简易平房，冬天北风呼啸时要用棉絮去堵风口，下班回宿舍要走一段上坡路，相当于要爬二十几层楼梯。在队部的工作是写写抄抄，比在野外轻松多了。看看书，练练写作，学学当秘书的学问，想不到后来都能派上了用场。

1972年春节后，我离开地质队到重庆凤鸣山中学当过两年半的数学老师，在那个大学停招、“知识无用”的特殊年代和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那时的高中数学教材极其简略，我尽量给高中学生讲授更多知识，还大胆组织数学竞赛，使爱好学习的学生大大受益，多人当了知青后通过高考进入了大学。

后来，我又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大学工作至退休。每当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和困惑时，都会想起初入社会在205地质队工作的点点滴滴，胸中自然涌起不惧任何困难的勇气。感谢在大巴山三年的艰苦历练，磨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体力，给了我坚韧和宽容。那些经历教会我数学以外的本事，激励我不断进取。大巴山地质队是我人生中进入的难以忘怀的社会大学！